万千爬藤家庭被拖入“消耗性竞争”，美国知识份子忍不住率先退场了……
一年多以前，Mackenzie Fierceton还是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骄傲。她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治系，在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前夕，成功拿到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2,300人申请，录取32名）。宾大女校长Amy Gutmann在新闻稿中盛赞这位跟她自己一样，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这个动人的故事见报后，宾大和罗德基金会相继收到举报邮件，称Fierceton简历造假——实际上她在富裕的圣路易斯郊区长大，上的是私校，母亲是放射科医师，她甚至改了自己的姓氏。举报人还附上了Fierceton骑马、跳伞、乘皮划艇的照片。
Mackenzie Fierceton，图源：New York Post
宾大和罗德基金会随即启动了调查，Fierceton当年申请宾大本科时的文书、提交给罗德奖学金的文书成为调查的焦点。在文书中她差点被母亲杀死，住院三周，辗转寄养家庭，受尽磨难。
调查员走访Fierceton的家乡深入调查，并对当事人问讯，判定Fierceton申请材料严重不实，至今没有授予Fierceton硕士学位，还致函罗德基金会，建议对方进一步调查。
Fierceton主动退出罗德奖学金申请，转而起诉宾大对她不公，说悔不该当初申请宾大。另一方面，这场风波并没有影响Fierceton如期赴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只是不以罗德学者的荣耀身份赴英而已。
之前沸沸扬扬的名校招生丑闻，矛头对准的是富裕的父母，丑闻案中的不少孩子，都不知道父母为了他们入读名校的行贿行为。Fierceton这桩案子，和记者顺藤摸瓜揭示出的美本申请文书普遍经不起深究的现象，让人看到美本录取系统更加不堪和令人不安的一面。
文书陷入比惨怪圈
高晓松曾经说“大学让国家相信真理”，这话在今天听起来就象个笑话。美国顶尖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这么多的批判和嘲讽：腐败、傲慢、自私、不公——都是社会各界扣在名校头上的帽子。
名校被起诉接连不断，除了Fierceton起诉宾大，2022年一开始，包括麻省理工和达特茅斯在内的16所顶尖私立大学被毕业生起诉“操纵价格”——违反反垄断法，合谋运用共同公式，抬高获取助学金学生的入学成本。
另一方面，数以几十万计的家庭，仍然在通往名校的羊肠小道上苦苦挣扎。在竞争最激烈的学区，家长给尚未出生的孩子注册炙手可热的幼儿园。
《华盛顿邮报》的一则广告完全可以把家长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幼儿园决定孩子未来的财富？”每周、每个假期，全美投身竞技体育的孩子的家长开车、乘飞机，陪孩子们集训、上私教、赴联赛，看着各项开支滚雪球，为孩子的伤痛和热情耗尽胆战心惊。
如履薄冰的中小学尽头，是看上去摸得到，实则十分渺茫的2万多个名牌大学席位——不算国际生，全美就有26,727所高中。哪怕高中的第一名，也没有把握拿到席位。难怪在成绩、运动上都有绝对实力的Fierceton会在文书上玩花招。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为什么她那样的学生不把自己的一些挫折放大，编成名校爱听的草根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悲情故事就很容易被淘汰呢？
去年5月，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黑人高中生Elijah Megginson投稿《纽约时报》，称自己从8年级开始，老师和顾问就对他说，他作为来自内城区、单亲妈妈带大的、经历坎坷的聪明娃是件多么好的事，因为名牌大学最喜欢他这样的背景。
纽约时报采访Elijah Megginson
这话让Megginson十分心塞。他问了一圈周围的黑人师长，了解到他们在大学申请文书中，都迫不得已地强调自己作为贫穷黑人的悲惨经历。写这样的文书不仅让他们郁闷，甚至影响到他们在大学的体验。写文书内化了痛苦的经历，把自己写成受害者之后，在大学里不知不觉抬不起头。
不仅如此，哪怕真正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克服重重困难的孩子们也发现，他们必须跟学习成绩相当的学生比惨——似乎创伤越大，录取的概率才越高。
Megginson质问大学招生官，是否以救世主自居，拯救不幸的有色人种孩子变成了他们的荣耀？难道除了比惨，这些孩子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给大学？美国名校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的曙光在哪里？
政治哲学学者、大学教师、作家Matt Feeney在他的新书《野战排：竞争时代守护家庭》（Little Platoons：A defense of family in a competitive age” ）中有一些新鲜深入的探讨。
机构力量攻破家庭防线
《野战排》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名校的影响力和无形权力过大，已经侵蚀到家庭这个最后的屏障和堡垒。
“野战排”这一概念最早来自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现代保守主义祖师爷伯克（Edmund Burke）。他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一经典名作中， 用野战排来比喻大大小小的松散联盟，帮助个人抵御时代的浪潮。历代的保守主义者在各种语境下使用这一概念。总体上，“野战排”非常正面，象征着社会的韧性、多元化和活力。
Edmund Burke
然而，由于美国早已进入能力至上的时代——77%的人相信努力就能成功，今天的父母从没有像历史上任何时代那样把孩子的成功跟自己的成就完全等同。
成功既然取决于个人能力，那么失败无法归结于世袭制度和社会不公，只能怨自己无能。在这样的逻辑下，为孩子的成功助力就成为父母的使命和责任。今天的父母比历届父母投入更多金钱、时间和精力跟孩子一起奋斗。
名校被视为通往成功和财富的必经路径，父母不由自主地、全身心加入这场战斗，把所有其他家庭当成对手。这种竞争的丑陋可以用华盛顿特区的桂格名校Sidwell Friends来做例子，奥巴马家的姐妹俩、切尔西克林顿和无数名流曾经读过的名校，由于家长之间互相拆台，破坏自己孩子竞争对手的升学机会，学校已经下发禁令，不许任何家长查阅除了自己孩子之外的其他学生的成绩。
Sidwell Friends
名校申请人每年节节升高，申请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备而来，学业和综合素质都无懈可击。不少常春藤招生官私下承认，如果把录取的学生全部换掉，从未录取的池子中捞出同样数量的学生，对大学的水准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实验可以再做好几轮——反复从未录取的池子中捞人，都不会有任何区别。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Tufts）近年风头甚劲，录取率节节走低。该校的招生官公开表示，74%的申请人完全合格，42%的申请人被推荐录取，而最终的录取比例为16%。
按照道理，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对全社会最有利的方案应该是顶尖大学扩大招生人数。有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愿意付高昂的学费到名牌大学深造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常春藤+总共18所大学只有17,000个席位，每个大学只有几千名本科生，跟加拿大相比就知道多么不合理。多伦多大学有65,000本科生，British Columbia 60,000人，McGill 35,000人，Queens 27,000人，Waterloo 20,000人。
退而求其次，既然这么多申请人完全合格，为了公平起见，抽签摇号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大大方方地承认录取的偶然性，削弱录取的光环和加冕效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严肃学者支持这一方案——伯克利的Barry Schwartz， 普林斯顿的Dalton Conley、Matt Feeney和以《公正》课程享誉世界的哈佛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都在此列。
去年桑德尔著书《能力至上的霸道》（The Tyranny of Merit中文版译为《精英的傲慢》）。
迈克尔·桑德尔与其所著《精英的傲慢》
他痛心地写道，他亲眼观察自己的学生多年，看到他们深信自己进入哈佛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傲慢自得，一方面焦虑不安。能力主义造成公平的假象，引发社会的撕裂和对立。他反对让名校像哈利波特的帽子一样沦为不靠谱的“精英分类机器”，力主抽签录取。
拍卖学位也不失为聪明的方案。福布斯的专栏作者Peg Tyre提出了明确的操作方法：
顶尖大学每年拿出10%的席位全球公开拍卖，实现多赢：价格透明，市场机制“发现”顶尖大学的文凭价值；
大学用这笔巨款补充营运开支，雇佣更多教授；
为了让这笔拍卖收入保持高位，大学有足够的动力录取学术出色的学生，让他们毕业后的优异表现吸引更多的竞标者；
剩下90%的录取名额以成绩和高中老师推荐为准，去除所有的难以衡量的因素，减少高中生为了学业以外的因素（比如文书比惨）而焦虑。
Peg Tyre
Feeney指出，相对于扩招、抽签和拍卖，名校目前的“整体评估”（holistic admissions）反而是最坏的方向，用更糟糕的方式解决无法解决的难题：它把权力集中在少数招生官手里。
这些招生官本质上是行政人员和官僚，并非教育者。让他们来判定并引导全美、全球高中生怎样的课外活动最有价值，哪些道德品质甚至性格特征值得名校的入场券是十分荒诞的事情。招生官所亲睐的人格和道德跟教育没有丝毫关系。
在《野战排》一书中，Feeney第一次提出，名校招生官已经意识到并非常享受他们这种无冕之王的地位和权力，并继续巩固其影响力。
2016年， 哈佛教育学院领衔85位名校招生官发布《力挽狂澜》报告（Turning the Tide），提出：“大学录取的强势地位，使我们能够帮助年轻人成为更慷慨、更善良的人。”2019年《力挽狂澜》第二版再次强调招生官作为大学看门人，要积极塑造青少年的道德品格。
Turning the Tide，图源：哈佛教育学院
Feeney批评说，这只能将申请人置于“消耗性竞争”中。Mackenzie Fierceton的花招，Elijah Megginson的纠结，无数申请人在师长、顾问引导下呈现给招生官的品格，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算计，跟录取流程所要甄选的美德南辕北辙。
*注：马基雅维利是15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主张君主和统治者未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招生官要求申请人在文书中发出最真挚（authentic）的声音。Feeney作为专业作者，敏锐地指出真挚和听起来真挚根本是两回事。
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撒切尔夫人太真实了，她本人就是铁娘子么？文书中的“真挚”如同电影明星塑造角色一样，是高手反复修改编辑的技术流，绝不是申请人的自然流露。
再者，招生官要求申请人真实，不要用帮手，同时又最不喜欢“自我吹嘘”。高中生不成熟不老道才会自吹自擂，如果花钱请了外援，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类似的自相矛盾比比皆是，文书成为最虚构的申请人画像。
大学的竞争自然延伸到幼儿园，名流也不能幸免。再有钱也只是一个可以被另外家庭轻易替代的个体，无法跟稀缺的机构抗衡。
不妨看看早于1999年华尔街科技股顶尖分析师Jack Grubman的难堪故事。在花旗集团CEO Sanford I. Weill授意下，Grubman上调AT&T的股票评级，后者投桃报李，选择花旗出售AT&T的宽带部门，让花旗赚得盆满钵满。
Jack Grubman
花旗随即捐献100万美元给纽约92街Y，这个曼哈顿文化机构里面正好有一个顶级幼儿园。Sanford I. Weill一个电话让Grubman两岁双胞胎女儿顺利入学。三年后此事被《纽约邮报》曝光，Grubman上了纽约幼儿园的黑名单。
纽约幼儿园指南的撰稿人Victoria Goldman说：“没有学校再跟他家沾边了。当然他能够捐一个图书馆或者健身房，但是更有钱形象更好的家庭多着呢。”
2007年的纪录片《幼儿园大学》（Nursery University）讲诉了富裕曼哈顿家庭为了孩子上所谓顶级幼儿园倾尽全力的故事。这些成功人士在幼儿园校长前，个个谦卑献媚，争夺那百分之几的机会。
纪录片《幼儿园大学》
在这场你输我才赢的零和游戏中，每个家庭不再有盟友和同伴，都是孤军奋战的野战排（little platoons）。
名校的席位争夺战，瓦解了美国传统的社区联盟，侵蚀了家庭的价值观体系甚至生活方式。
知识份子率先退场
有趣的是，Feeney的夫人正是加州一个天主教私立学校的校内顾问。Feeney和夫人达成共识，不加入零和的竞争游戏，捍卫家庭堡垒，遵从自己的价值观，用简单的方式养育三个孩子。
他们的孩子到了8年级都是班级里唯一没有手机的学生。Feeney说因为孩子们没有手机，都是热枕的阅读者，而且跟父母的互动不会被手机干扰。
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著文表示厌恶“鸡娃”，退出为了名校席位的野战排拼搏，包括哈佛的桑德尔。
将这一理念表述得最直接的还有《费城杂志》的编辑Sandy Hingston。Hingston写道，自己家族过去80年走过的道路也是美国几代人的历程。她的父亲二战后从欧洲战场归来，享受《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上了Temple大学，遇到她的母亲——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二代。
Sandy Hingston
这两位家族第一代大学生的六个孩子，Hingston和她的五个兄弟姐妹，分别考上哈佛、普林斯顿、杜克、宾大、康奈尔和杜克。70、80年代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孩子的黄金岁月，进名校主要看SAT分数。
如今，Hingston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再从Temple这样的大学开启他们的人生。但她和孩子们都平心静气，孩子们充满梦想，向往去海外游历，愿意为社会公正奋斗，并勇敢地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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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University Celebrated Her Inspiring Story. Then It Started Asking Questions. (chronicle.com)
When I Applied to College, I Didn’t Want to ‘Sell My Pain’ – Poitical Diplomacy
Elite Colleges Should Hold A Worldwide Auction For 10 Percent Of The Seats In Every Incoming Class (forbes.com)
Little Platoons — Matt Feeney
The Pandemic Exposed How Broken the College Admissions Process Is (philly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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